冥婚就是犯罪 风俗不是借口当用重刑

　　近日，“甘肃一男子杀害两名妇女，倒卖尸体配阴婚赚钱”的新闻引发舆论关注。人们在惊叹暴徒如此残忍的同时，也将目光聚焦在“配阴婚”这一历经千年的传统习俗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也许很难相信这样“陋习”的存在，而事实是，“配阴婚”仍在山西、陕西、内蒙，乃至广东、江浙等地农村蔓延开支，兴盛的背后甚至有利益链在驱动。但是对待“配阴婚”引发的法律乱象，例如尸体偷盗、买卖，目前法律监管还十分模糊，急待填补空白。

《南方周末》曾刊文指出：“阴亲”是家族财富的炫耀，是办给活人看的。

　　冥婚，一场专为年轻死者举办的婚礼

　　阴婚，又名冥婚，从字面上可了解，这是一种专为死者找配偶的习俗，对象多为未婚先故的少男少女。为什么会出现冥婚这一形式，一是来自于长辈对已故子女的爱；二是有些人认为如果不替他们完婚，他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再者是，在许多地方，如果死者未婚故亡，或不能葬入祖坟。

　　冥婚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有专家认为，最早或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商代一位统治者就曾为死去的殷王娶过冥婚。

　　西周后，由于《周礼》明确反对冥婚，冥婚现象大大减少，以至在整个汉朝时期几乎绝迹。汉末动乱，冥婚现象开始复苏，典型的例子就是曹操为幼子曹冲之死，向甄氏亡女提亲一事。隋唐时期，伴随着佛教（宣扬极乐世界）的兴盛，冥婚开始兴盛起来。有史书记载，唐中宗不仅为自己的弟弟举办冥婚，还为韦皇后的两个弟弟配冥婚。在此期间，冥婚也逐渐走出权贵的圈子，开始向民间扩散。宋代时候，冥婚几乎已经形成市场，许多“鬼媒人”在说媒成功后向两家收取钱财锦缎赖以为生。清朝史料亦有记载，当时冥婚习俗昌盛的地区以山西为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冥婚的习俗一度销声匿迹，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一习俗又开始死灰复燃。

　　冥婚现象也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各大文明圈中都曾普遍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在古希腊，财产继承权是冥婚的根源。雅典城邦中，如果男子没有婚配便去世，便由关系最近的男性亲属代为保管财产，并为其配冥婚，女子之后所生的任何子女都算死者后代，只有当死者拥有男性后代时，其财产才会转交还儿子保管。

　　在苏丹，姓氏的延续是冥婚盛行最重要的因素。与雅典城邦一样，家属为死者配冥婚，女子之后所生的子女都算死者后代。若死者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么女儿就会以男性角色“娶妻”，妻子所生的男孩算死者的孙子，姓氏被保存下来。

　　此外还有与中国颇为相似的日本，直到上世纪30年代之前，除了是由死者与生者结合外，日本的冥婚习俗与中国大同小异。

　　乱象，顶着新民俗的头衔在中国死灰复燃

　　上述国家的冥婚现象发展至今，多数已经完全消亡，或只存在于极个别地区。但是在中国，近年来却呈现扩大趋势，越发地以一种新民俗的趋势流行起来。同时，冥婚也引发许多违法乱象的产生。

　　冥婚当前在山西、陕西、内蒙，乃至广东、江浙等地农村仍十分普遍。新的变化是，不仅未婚少男少女要冥婚，许多已婚亡者死后也会被冥婚。有报道称，在山西，黑煤矿发展兴盛的那些年，曾有大批男子死于矿难，而女子丧夫后，有条件的基本都会改嫁，为了安抚亡夫的在天之灵，一般会主动为亡夫买“干骨”配婚。

　　新的现象进一步扩大了冥婚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利益的驱动下，尸体的买卖，偷盗等事件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

　　一位从业30年的“媒人”曾对媒体透露，上世纪90年代初，一场门当户对的冥婚要5000元，至本世纪初便涨到5万元；到2010年，10万元只能保证配上婚，已经不能提太多条件了；到2016年，15万元以下连“一根骨头都买不到”。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显示，在这种情况下，无数双眼睛紧紧盯着医院，一旦听说有“高质量”的女尸出现，便如平地惊雷一般，“需求”长期被压抑的家长纷纷赶往医院与女方家属讨价还价。而作为信息源的医院工作人员，也会从中捞利。

　　另据公安部门统计，仅在晋南地区的一个县，每年就有十多起盗尸案发生，而因尸骨大都卖往外地，老百姓很难寻回。曾有媒体报道，山西洪洞县当地在过去3年时间里被盗27具女尸。

　　更为恶劣的现象即如文初“甘肃男子杀害妇女，倒卖配阴婚”一样，许多农村地区的智障、残障女性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对象，许多智障女性被害失踪很多年后，人们都不会追究她到底去了哪里。

　　许多讲究迷信的风水先生也会借风大捞一把。这一过程中，其实存在循环的关系，现象带来了商机，商机回促现象盛行，而风水先生们再添油加醋一把，坚定了民众的封建信念。

　　回避？不应该再以迷信的概念回避法律惩治

　　迷信是当前冥婚顽固流行的直接原因。

　　在许多农村地区，科学知识普及还不够，迷信仍是民众的主要信仰，就算子女已然埋入黄土，父母也不远让其在地下孤苦残生。一场冥婚，耗资几近家底，却只为安心。所谓人死如灯灭，该安心的终究会安心，丧子丧女的痛是一场冥婚就能安抚吗？

　　当然，民众的这这种情感宣泄根源还在于中国农村地区的精神匮乏。

　　有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精神文明进一步空虚化，农民的信仰更加虚无。一则是改革开放打开了人口流动的枷锁，农村的精英人士得以走出农村，这使得农村的上层社会逐渐空虚化，特别是在精神层面；另一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更多地承担了输出的角色，输入很少。在精神层面上，官方引导进一步缺位，各类迷信思想回潮，逐渐占据了农村生活的主流。例如，在近年来的反腐风潮中，便有许多地方官员本身信仰鬼神，又怎能带领民众走上更高精神境界。

　　回过头讲，无论是冥婚这一“陋习”，还是村民精神境界的填补，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传统习俗的矫正，每一种习俗都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无法强制取消，只能慢慢引导，但法律或司法手段至少可以在现象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例如坚决斩断冥婚背后的利益链条。

　　刑法第三百零二条亦规定：盗窃、侮辱尸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修正案（八）》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也规定：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近亲属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的，会依照刑法第三百零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但是对于买卖尸体的行为具体如何处罚，法律目前还不明确。

　　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曾有相关案例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的。例如2009年9月2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以非法经营罪，判处两名向美籍华裔博士出售头骨的青海农民有期徒刑五年，但是该判决一直颇受法律界争议，因为尸体本身不只有单纯的物品属性，还兼具多重人的权利。

　　具体到冥婚中的违法问题，有些涉及中间违法分子的偷盗加买卖，有些单纯系死者家属买卖。

　　对于前者而言，盗窃尸体的最高刑期是三年，而非法经营罪最高刑期是五年。到底该适用哪项法律，或一并适用，或都不适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表述。适用法律不同，带来的量刑差异不言自明。

　　对于后者而言，死者亲属（例如父母）本身对尸体拥有一定的继承权、物权等，他们是否有权买卖“已属自己”的子女尸体，法律对此更十分模糊，各项法律间权利和义务的重叠交叉也加剧了相关案件的执法难度。

　　所以，冥婚已然不再是单纯的民俗或迷信问题。对于遏制冥婚乱象，最现实的落脚点仍旧是弥补法律的不足和明晰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