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问责条例出台：哪些大老虎是反面教材？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日正式发布。在中共反腐浪潮依旧高涨的当前，条例的出台可谓是给下一步党内反腐工作定下方向标，画就行为准绳。几乎与此同时，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刊发题为《用担当的行动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的署名文章，对条例内涵进行全方位阐释。细读条例及文章，6类主要问责情形成关注焦点。问责条例是对纪律和处分条例的一个补充，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的违法违纪行为无疑是完善这个条例的反面教材。

　　问责党风廉政工作不坚决 苏荣曾在此事上栽跟头

　　此条例共计13条2000余字，包括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7种类型。其中，6类主要问责情形颇受媒体及舆论关注，主要包括：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及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2012年以来的反腐风暴，诸多落马官员形形色色的违法违纪行为，毫无疑问给这份《问责条例》的出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上就曾失去信念，而且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上存在严重失职行为。2015年2月，中央在公布苏荣的罪名时指出一项：苏荣未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江西省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在纪律和处分条例当中并没有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相关纪律处分，而也正是这种没有问责缺失的情况才导致苏荣日后逐渐在权力场中迷失了。据媒体披露，苏荣曾被指在2010年江西抚州唱凯决堤时瞒报死亡事故。甚至当时还有记者曾收到过其封口费。而这只是其“弱化党的领导”违法违纪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

　　除了苏荣这样的大“老虎”，此类情形更容易发生在地方腐败官员身上。同样是在今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了7起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其中，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党组书记、监察专员张更华等人被免去相关职务。在他们身上，因自身不作为而给党和国家抹黑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周薄非组织政治活动影响大，问责条例防患于未然

　　问责条例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将被问责的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3月18日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4）》（白皮书）提出，2014年，法院加强严守纪律教育和廉洁司法教育，教育干警充分认清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

　　非组织政治活动不同于团伙主义，其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存在政治野心，而后者则是因为共同的利益或者因为共同的背景才走到一起的。周永康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正值薄熙来主政重庆，在“唱红打黑”问题上，周永康始终给予薄熙来力倡的重庆模式以有力支持。直至“王立军夜奔”事件发生后，周永康还是在2012年3月“两会”期间到重庆代表团，专程为已经危若累卵的薄熙来站脚背书。

　　非组织政治活动其实在纪律和处分条例当中已经有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这一次问责条例从党的建设入手，从一开始就防止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的苗头，加强的党的建设，避免再次出现薄熙来、周永康这一类党内“政治野心家”。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曾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非组织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想要超越组织的程序和监督，从而实现自己的野心。如果党的建设不力，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这意味着党内监督存在问题，也让了违纪人员有空子可钻。问责党内建设缺失直接目的也是加强党内监督，一切政治活动要在组织的监管程序里进行。

　　维护党纪，严防令计划式的团团伙伙

　　在6项问责情形中，还有一项特别引人注目，即：维护党的纪律不力。主要指因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而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形。

　　在该问题上，苏荣、周永康、令计划等众多省部级高官均被查实违反党的纪律。其中，中共在公布苏荣的罪名时首度指他“无视党的政治规矩”；而在公布周永康和令计划罪名时，两人的头条罪状都包括严重违反中共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而令计划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他还被指严重违反了中共的“政治规矩”。

　　在过去的反腐历程中，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问题向来被重视，且常出现在相关查处通报中。这种问题在地方反腐案例中尤为突出。如围绕在周永康周围的“秘书帮”和“石油帮”，这种集体腐败影响更为恶劣，查处更为困难，在正式查处周永康之前，中纪委将围绕在周永康周围的“秘书帮”和“石油帮”一一剪除，最后才对周永康立案审查。

　　而前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组织的“西山会”，团伙主义色彩更明显。媒体人罗昌平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 “西山会”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山会”的触角直接伸向山西官场，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

　　上层如此，基层也很严重。如2015年底，福建龙岩连城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政协主席和县财政、交通、公安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因腐败问题相继落马，涉案人员16人，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这起被龙岩市委定性为“连城前所未有，全市、全省也不多见的塌方式腐败”。此案表明，当地一些领导干部拉帮结派“拜兄弟”，还和老板、社会闲杂人员甚至违法犯罪人员沆瀣一气，“江湖习气”严重污染基层政治生态。

　　维护党的纪律不力问题在过去多年已严重滋染了党的内部政治生态，急需得到清除净化。无论是违反党纪，还是具体到拉帮结派，其实都是官员私欲在作祟，枉顾自己一身重责。

　　有资料显示，在现有的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但事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所以综上来看，此次新的问责条例的出台，可算是应运而生，有观点分析称，条例的出台，对于问责主体、对象及执行落实等问题都予以明确，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将问责制度通过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支撑增加了重要一环，进一步箍紧制度笼子，再度释放出中共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